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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谁是大丈夫丨诸子百家之二
引言：谁是大丈夫？
亚圣孟子曾与景春一起争辩了对于纵横家的评价。景春认为：“苏秦、张仪等人一怒而诸侯恐惧，安居而天下太平，可谓是‘大丈夫’了。”孟子对此极其不满，认为：“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母亲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这最后一段，正是孟子对于“大丈夫”的概括，他认为叱咤风云、得到荣宠，这并不就是男儿气概，那种在原则立场上坚定不移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辩手的身世
古人的名和字之间往往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苏东坡名轼，字子瞻，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供您搭手瞻望的车前横木；而他的弟弟名辙，字子由，合起来也就是供您经由的辙印。兄弟俩的名和字都是父亲苏洵起的，这在苏洵的《名二子说》中有过介绍。意味深长的是，苏轼的人生正应验了名字中包含的“处在车前，不懂得掩饰和保护自己”的困境；苏辙的人生应验的是名字中包含的不居功、不惹祸、“善处于福祸之间”的预言。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们的名和字都与“车”有关。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窥见“三苏”最为推崇的一位古代先哲，那就是名和字里同样包含着“车”的孟轲。
孟子名轲，大名鼎鼎，但很多人都说不出他的字是什么。
孟子的字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字子舆，另一个是字子车。古代文献中以“孟子车”为名记载了孟子的一段轶事。
孟子车在年少的时候，求见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一见他就非常喜欢，和他聊得很开心，把他待若上宾，还命令弟子（一说为子思儿子）子上陪坐。子上却很不开心。孟子车走后，子上跟子思说：“我听说读书人不通过引见是不会宾客的，良家女子没有媒人是不出嫁的。现在孟子车这个小孩子不请自来，您却高高兴兴、恭恭敬敬地接待他，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子思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当年我祖父在周游的路上偶然遇到程子，两人谈了一整天，临别时还让子路取礼物赠送，子路也曾经不高兴。但祖父认为程子之道同于君子之道，所以不以常理待之。现在孟子车尽管只是个小孩，但言必称尧舜，生性喜欢仁义之说，世上罕见，侍奉他还来不及，何况只是礼敬而已！这不是你能明白的啊。”
子上得了一顿抢白，讪讪而退。不能识人、固守常理的凡人经常是这么个下场。
这位年少知名的孟子车就是孟子。孟子父亲名激，字公宜，早亡。母亲仉氏，知书达理。在她身上，还发生了很多传奇故事。据说仉氏夫人孕期将满时，梦见神人乘着云气、驾着龙凤自泰山而来，将要在邹山歇步。神人凝望着邹山，忽然脚下的一片云彩坠落于邹地。仉氏惊醒。当时邻居们看到有五彩的云气覆盖着孟家，此时孟子降生。这样的传说为孟子的生平增加了很多神奇色彩。
孟子母亲对于儿子的教育，有四个经典的故事，散见于《韩诗外传》、《列女传》等文献。
1.择邻
孟子小时候，住处临近坟墓，看到的都是与送殡有关的场景，于是孟子每天就以打墓造坟等作为游戏的内容。孟母看到这种情形后感到非常忧虑，就把家搬到靠近街市的地方。过了一阵子，孟子和小伙伴们又玩起了吆喝买卖的游戏。孟母觉得，这并不是她对孟子的期望。于是他们再次搬家，搬到靠近学校的地方。附近都是老师和学生，孟子也就跟着仿效师生之间的礼仪，渐渐喜欢上了学习。孟母高兴了，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注重人文环境的影响作用，这在孟子的著述中也经常提及。他讲过一个楚人教孩子学习齐国话的故事，说与其请一个齐国的老师教，不如把孩子放到齐国去。他还说鲁国的国君在城下呼喊开门，守门的宋人觉得声音好像宋君，地位一致，居然说话的声音都会相似。
2.重诺
当年，孟家居住在集市附近时，孟子看到邻居杀猪，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吃肉。孟母深知做人要诚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于言传。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家中十分困难，孟母还是拿钱到东边邻居家买了一块猪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3.断机
孟子最初对学习很感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逃学。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说道：“你的逃学，就像我割断织布机上的线，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功名，博学多问才能增加智慧。你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读书，而是如此懒惰，不能好好地修身养德，今后就难以远离祸患，将来不做强盗，也会沦为厮役！”孝顺的孟子听从了母亲的教训，重新回到学校努力学习。
4. 通礼
孟子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从外面回家，发现自己老婆盘腿而坐，衣衫不整，就生气地走了。孟子的妻子向婆母告了丈夫一状，她说：“夫子在内宅中以客礼要求我，这不等于把我当外人吗？我还不想和外人睡在一起呢？让我回娘家吧！”孟母把儿子叫过来，问他道：“媳妇没有礼仪，你是怎么知道的？”孟子回答说：“我亲眼所见。”于是把当时的情形讲了一遍。孟母批评他说：“是你自己无礼，怎么怪别人呢？礼书上说：要进门的时候，先要问一声谁在；将要进内宅的时候，更要有意提高声音；过门槛之前，眼光要朝下，不要令别人惊惶失措。现在你不讲仪礼，悄悄地溜进屋，导致见到了不该见到的情形，却要责怪别人，怎么说得通呢？当然，内宅之中你也不需要守这些规矩，可是你又有什么道理要求妻子的举止像在外面一样规整呢？”孟子深深自责，此事就此作罢。
我们不知道此事究竟真假，倘使是真的，孟子家中真有这么两个善辩的女人，那么联想之一，就是孟子的辩论艺术可谓深受家庭熏染了；联想之二，就是孟子年纪轻轻就出去四外流浪，可能是因为家里太吵了吧！
舌战列国
孟子是在他的出生地邹国出仕的。当时邹国发生了一场战争，邹穆公对孟子说：“太奇怪了，我的官员们死了23个，而老百姓却一个都没死。要是因此法办他们吧，人数太多了；不处分吧，那些对上司和长官见死不救的老百姓也实在太可恶了。怎么办才好呢？”孟子批评邹穆王说：“灾荒的年月，老百姓饿殍遍野，可是您的粮食装满在粮仓里不去赈济，长官们也不向您汇报进谏，怎么还能期望老百姓为这些渎职的官员卖命呢？如果您能施行仁政，民心就可以凝聚了！”这是孟子对统治者发难的开端，此后，孟子走上了驳斥诸侯国君、推行仁政学说的征途。
1.在齐辩“孝”
邹国是个小国，邹穆王又昏庸，孟子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他来到了强大的齐国。期间，孟子与匡章的交游，受到了弟子公都子的质疑。
匡章是齐国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她的母亲犯了错，被他的父杀死了，并埋在马栈之下。为了这件事，匡章与父亲闹翻，被赶出家门。但父亲死后，匡章也并没有为母亲改葬。齐威王打算派匡章出兵抵抗秦国，许诺打胜仗回来后为他的母亲迁葬。匡章却说：“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能力给母亲重新安葬，但我母亲犯了错，父亲生前并没有来得及宽恕她，现在我改葬母亲，这不是欺骗已死的父亲吗？所以我才不做这件事。”国人都认为匡章既别居于其父，又薄待于其母，是个大不孝之人。
公都子对孟子说：“匡章是齐国有名的不孝之子，可是您却和他亲近，并且很恭敬，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是怎样回应的呢？首先，孟子把“孝”做了个定义。他说：“世俗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四肢懒惰，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一不孝；喜欢赌博喝酒，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二不孝；贪图钱财，偏爱老婆孩子，不顾父母的生活，是三不孝；放纵于寻欢作乐，使父母蒙受羞辱，是四不孝；逞勇好斗，危及父母，是五不孝。章子在这五种不孝中犯有哪一种吗？”
面对臣民们的反对，齐威王倒是认为：匡章连亡父都不肯欺瞒，何况对于活着的君王呢？所以力排众议派匡章领兵出征。匡章最后大获全胜，在齐国获得了极大的名望。
孟子第一次出游齐国时间很长，积累了不少声望，还得到了匡章的帮助，但并未受到齐威王的重视。不得已，孟子只好离开齐国，又到了宋、薛两国。
2.在薛辩“利”
孟子最初对宋君还是抱以信心的。弟子万章担心地问他：“宋是个小国，推行王道，万一齐、楚这样的大国感到讨厌而来讨伐，怎么办啊？”孟子坚定地回答：“只要执行王道路线，四海之内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向往，这就是天下的圣王。齐、楚两国又能奈何呢？没什么好惧怕的！”
这明显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他劝戴盈之施行什一制的轻税，但对方委婉地拒绝了。戴盈之说：“你讲得很好，但现在还行不通。暂时先减轻一点儿赋税吧，明年再彻底执行。”孟子用打比方的方式反驳道：“好比有窃贼每天偷一只鸡，你告诉他偷鸡不是正道，窃贼说：‘好吧，那我改一点儿，每月偷一只好了。等明年再彻底不偷。’这样行吗？如果一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么就要快快地改正，怎么能等来年呢？”这样的说辞固然令人无可驳辩，但明显不是宋国的政治家能够做到的。
孟子在宋国不得志，但却结识了滕国的王子，即后来的滕文公。滕国王子从滕国到楚国去，要经过宋国，来去两次，都专程去谒见孟子，对孟子的王道仁政学说很感兴趣。
此后，孟子由宋到薛。在离开薛国时，他在“利”的问题上受到了质疑。弟子陈臻问他：“当年在齐国，齐王赠您百金，您推辞了。后来到了宋国，宋王赠送您70金，您接纳了；在薛国，薛王赠您50金，您也笑纳了。如果说这钱该收，那您拒绝齐国就是矫情；如果说这钱不该收，那您接受宋、薛的馈赠就是贪婪！”这是一个“两假必有一真”的逻辑命题，但不管哪种结果，都是不利于孟子的。
孟子又是怎么反应的呢？首先孟子大大方方地说：“都是对的。”这就摆脱了必须认可一种的圈套。然后他说：“在宋国的时候，我将要远行，远行的人必然要用些路费，宋君说：‘送点路费（给你）。’我为什么不接受？在薛地的时候，我有防备（在路上遇害）的打算，薛王说：‘听说你需要防备，所以送点钱给你买兵器。’我为什么不接受？至于在齐国，就没有（送钱的）理由。没有理由而赠送，这是收买我啊。哪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
孟子拈出“送我钱的理由”作为取舍的根据，也就是说，对与不对不在于收与不收，只要有正当理由，收也是对的，若是没有正当理由，不收也是对的。这不仅把自己从道德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趁机在自己重新设置的论争领域进一步标榜了他的君子人格。
3.在滕辩“农”
孟子回到邹国后，听说临近的鲁国任用乐正子执政，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认为乐正子是个讲信用的好人，一定能把风俗很好的鲁国治理好。孟子来到鲁国，在乐正子的引荐下，几乎要见到鲁平公了，可惜遭到了小人的谗害，最终还是没有见成。
接下来，孟子被请到滕国，在新即位的滕文公的信赖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无奈滕实在太小了，是个方圆仅50里的小国，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那么大，怎么可能有所作为呢？孟子之学说，适合于统一后的大国，只有在那样的条件下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滕文公为当时之诸侯，孟子教之为王者师，盖滕在当时已不能自存，勉之为王者之事。不幸而亡，尚可为后王取法，盖其宅心在天下之福利，不暇为一家一人计也”。[1]这是孟子在滕国施政之用心。
孟子在滕国，还曾经与农家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陈相辩论。陈相本是儒生，但自从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来到滕国后，陈相便追随许行，并代表农家与孟子对话。
陈相对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君的确是个贤明的君主，不过，他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治国之道。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现在滕国却有储藏粮食的仓库，有存放财物的仓库，这是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己，怎么能够叫做贤明呢？”
孟子说：“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庄稼才吃饭吗？”
陈相回答说：“对。”
孟子问：“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织布然后才穿衣吗？”
陈相回答说：“不，许先生只穿粗麻衣服。”
孟子问：“许先生戴帽子吗？”
陈相回答说：“戴。”
孟子问：“戴什么帽子呢？”
陈相回答说：“戴白帽子。”
孟子问：“他自己织的吗？”
陈相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问：“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回答说：“因为怕误了农活。”
孟子问：“许先生用锅和甑做饭，用铁器耕种吗？”
陈相回答说：“是的。”
孟子问：“他自己做的吗？”
陈相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的。”
孟子于是说：“农夫用粮食换取锅、甑和农具，不能说是损害了瓦匠、铁匠。那么，瓦匠和铁匠用锅、甑和农具换取粮食，难道就能够说是损害了农夫吗？而且，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烧窑冶铁做成锅、甑和各种农具，什么东西都放在家里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要一件一件地去和各种工匠交换呢？为什么许先生这样不怕麻烦呢？”
陈相回答说：“各种工匠的事情当然不是可以同时一边耕种一边干得了的。”
孟子接着说：“那么治理国家就偏偏可以一边耕种一边治理了吗？官吏有官吏的事，百姓有百姓的事。况且，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都要靠各种工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都一定要自己亲手做成才能使用，那就是率领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脑力劳动，有的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理；被管理者养活别人，管理者靠别人养活，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
农家提倡君民并耕，强调了农民和农业的重要性，但也有很多消极保守的成分。孟子对农家学说不以为然，他首先指出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后用推理法驳倒了陈相。这里提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过去一直被当作孟子轻视劳动人民的一个证据，但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训诂的问题，那就是“治”一般被翻译成“统治”，而孟子的愿意应该是“管理”。在孟子的社会分工体系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