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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学习型人生丨诸子百家之三
一个小孩儿跟母亲抱怨：谁发明的学习呢？要是没有学习该多好啊！母亲当然语重心长地跟他讲：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干出一番事业。小孩儿考上大学，毕业时发现要考上研究生才能找到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小男孩儿终于找到工作了，又整天被笼罩在各种培训和进修之中。
这差不多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缩影。学习是一种谋生的工具。然而，这是工业文明发达所带来的被动学习，是面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不是荀子所倡导的学习。
荀子所倡导的，是面向自我的学习，是成“人”的学习。他教人克制自己的欲望，减少无心的过错，承担做人的职责，成为人伦的榜样。
这种学习的力量，是让人不断充实精神世界，让人群远离动物本性，成为大地上优雅生存的族类的学习。如同海德格尔所说：“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这也是荀子提倡学习的目的。
本色的学者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后人也称荀子为孙卿、孙卿子，这是为了避西汉宣帝刘询的讳而改的。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07年（即周赧王八年）前后，卒于公元前213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左右，活了九十多岁。
1.严谨可敬的教师
与诸子的人生轨迹相似，荀子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他先后到过齐、秦、楚、赵等国。在齐国，他担任过稷下学宫的“祭酒”；在秦国，他虽未被任用，却曾得到秦昭王的称赞；在赵国，他被奉为上客，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在楚国，他先后因为兰陵令、春申君的死而两次被免官；最后，荀子退居于兰陵，专心著书立说，培养门徒，直到去世为止。
生逢乱世，游走在诸侯国之间，最终成就了荀子学者命运的，应该是齐国。齐鲁大地的思想就像中国文化的元气，一直是社会人伦的指南。据记载，荀子十五岁时即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居留较长时间。稷下学宫是齐国打造的诸子百家学说交汇之所。特别是在齐宣王时代，他采取“趋士”、“贵士”、“好士”政策，导致各国学者纷至沓来，讲学论辩，著书立说。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荀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学术思想。到了齐襄王时代，荀子已经成为受人尊崇的老师，并三次做到学宫的校长。
荀子是勤苦之人。他没有办法像老子那样，对万事万物都不关于心；也没有办法像墨子那样，完全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站在体制之外；而他也不想像庄子那样，整天讲故事、说寓言、占点儿嘴巴上的便宜；他更不适合像孟子那样去挑战大人物，像纵横家那样用事业的成功来实现自己。所以荀子会选择孔子，选择那种表面上与体制合作而实质上以复古力图建构的立场，他通过阐述孔子的思想来成就自己的学说。但身处百家争鸣的漩涡，荀子驳论百家，对孔子思想的批判性发展是巨大的。“荀子把这些旧有的学说，经过新的组合，遂创造了一个新的智者类型的人格。他的人格接受文化遗产的影响，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文化”。[1]他不仅是战国儒学的总结者，也是先秦学术的集大成者。
阴柔之人出思想，勤苦之人出学问，聪慧之人出才华，阳刚之人出传奇。作为勤苦之人的荀子，是十分可敬的。正如墨子成为私人社会行动团体的领袖一样，荀子也成为稷下学宫自由讲学圈子的核心，成为最有威望的学者。
就当前的学术观念而言，荀子的学问是做得最好的。荀子的文章，思路绵密，逻辑清楚，论证翔实。在先秦诸子之中，荀子是以论文的严谨性著称的。他能在充分吸纳和融会百家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儒家学说，成为儒家思想学术传承角度的第一人。
如果说孔子是仁德谦厚的长者，老子是清醒遁世的隐者，孟子是雄辩滔滔的入世者，庄子是半梦半醒的游戏者，那么荀子则更接近循规蹈矩的普通人。他混迹在人群中，会是朴实的学者或勤恳的员工，一生辛劳经营，没有远大的志向，但一定会把手上的工作坚持做好。
荀子不内向，不反对人群，但也不外向地去结交朋友，更不树敌。他极容易养成良好的做学问和养身体的习惯，所以他会高产，他会长寿。在人生的路上，他会较早地安下心来专心学术，一直持续到晚年，最终受到尊重。人们对他的态度不是完全地听从，也不是亲密地友爱，也不是遥望着崇敬，但一定会尊重他的辛劳。
荀子不是那种喜欢提出新话题的人，但一旦提出，就会进行绵密的论证。他绝不像庄子那样夸饰渲染，也绝不孟子那样当面与人为难，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把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不管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都无法推翻他的逻辑。这就是一个学者的专业态度。
2.王霸之道：领导者哲学
(1)民富是权力的基石，聚敛是权力的陷阱
荀子说：“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反经·大体》）
移风易俗、富足百姓的人，可以称王，比如周、汉朝开国的几代帝王；为政勤勉，厚待所有从事者可以称霸，比如秦孝公和始皇帝；能得人心，能给官吏们较好的待遇者勉强可以存国，比如两宋的皇帝们；而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者则必定亡国，比如商纣王和秦二世。
对于权力而言，财富是一种不祥之物。越是能够把自己权力之下的财富分给最广泛的人，这个人就越能保有财富。反之，越是把财富牢牢握在手中，越会引发他人广泛而又强烈的妒忌与反抗，最终失去了权力，同时也失去了财富甚至生命。
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的比例越大，社会就越安定。一个单位也是这样，领导者贪婪，必然民怨沸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财富的分配，必须要按照一定的制度，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掺进其他的人为因素，否则百姓也不会领情。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建议他实行专利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薰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您为什么要亲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备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还能长久得了吗？”后来，周厉王果真被放逐了。
战国时候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魏文侯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都哭起来。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侯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幸亏没有发生人患，不也挺好的吗？”
因此说，圣明的领导者用他的职位分封助手，用他的财物赏赐员工，不和下属争夺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
（2）成功之道的关键在于用人，用人的关键在于用官
王道也好，霸道也罢，都是君道。识大体，弃细务，这是每一个领导者首先要记住的君道准则。能选择合适的人选来分担自己的工作，是聪明的领导者；事事亲力亲为，未必能取得好的成果。荀子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荀子·王霸》）“官”，在这里是个动词，也就是“掌管”的意思，领导者以掌手下为能，而普通人仅以管好自己为能力。
传说中上古的圣王尧帝就是一个无事天子的形象，其统治秘诀就是能知人善任。据说当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这些职责，尧未必能够通晓，但他知道谁能够胜任并赋予其使命。
平民起家的汉高祖刘邦也是知人善任的典范。汉朝立国后，刘邦总结胜利经验时说：“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刘邦的运筹能力不如张良，政治手段不如萧何，战争艺术不如韩信，但因为他能够用好这三个人而取得了天下。
没有人能够事事精通。好的领导者能够团结起各个领域的专才，使其各司其职，发挥最大的效用。荀子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赵蕤《反经·大体》）意思是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
水是最没有味道的，但它却能调和百味。领导者的才能，正是协调和发挥部下的才能。用人、听言，这是他要研究的学问。而做事，进言，则是职员要钻研的学问。任何部门都一样，一定会有法纪，法令的推行还是取决于人。
在充满着危险和竞争的战国乱世，如何称霸天下，甚至一统天下，这是诸侯王们真正关心的学问。齐宣王就曾经向孟子请教过关于“春秋五霸”中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情。但是孟子拒绝了，他说孔子的门生从来不提齐桓晋文之事。是真的不提吗？未必，只是儒生们强调的是“王道”，因而有意转移人们对“霸道”的兴趣。
荀子直面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尽管齐桓公在仁德方面完全经不起考究，杀兄（公子纠）、乱伦（七个姑姑、姐姐、妹妹未嫁），又骄纵、欺诈，简直天良丧尽。但为什么又能称霸于世呢？就是因为他任用贤明能干的管仲！管仲本来是公子纠一派的，由于鲍叔牙的推荐，得以被齐桓公赦免，不仅如此，他还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继而给他“仲父”的尊位，正是在这一点上，齐桓公体现出了一个霸王最大的智慧和决断力。
称霸没有那么难，作为领导者，只要在识人、用人这一点上做对，天下就是他的了。他就可以安心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哪怕他不理国政，哪怕他荒淫无耻。对于那些没有王位的普通人，也可以利用人群共同酝酿的一种情绪来闯出一个天下。
（3）用士可以治服天下，用兵可以征服天下
荀子把“士”分为俗人、俗儒、雅儒和大儒。
不学无术，不讲道义，向慕财富利禄，这是俗人，芸芸众生多数是这样的人。
道貌岸然、口是心非，杂取售卖流俗陈言而骗取衣食者，是俗儒。如被孔子诛杀的少正卯。
谨守成规、推贤任能而不能有所创见者，是雅儒。如推举管仲代替自己执政的鲍叔牙。
能够建设规章制度以应付万变的人，是大儒。如后世的董仲舒。
国君任用大儒，方可长久地拥有天下。如后世的汉武帝。
得士之道，在于得士之心。士人之心，大体不为统治者，而心怀苍生，所以，必须给他们一个为老百姓做事的土壤，他们才能真正在你的事业中扎根。
用人，还要用好兵，怎样控制他们？答案是给他一个战场，并决策他的胜败!
军人好胜心强，领导者对于他的价值，是能够提供给他一个斗争场，并助他取胜。
但你对于他的约束力，就在于他对于失败的恐惧，和对于思维的惰性。而在这一点上，你要恩威并施，让他离不开自己。
对于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言，难免会遇到与人争斗的情形。荀子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荀子认为，因为一点情绪上的冲突挺身而斗，以至于丧命或者连累君亲，是猪狗不如的事情。
荀子还把“勇”做了分类，他说：“有猪狗一般的勇，有贼盗一般的勇，有小人之勇，也有君子之勇。”争食者，猪狗之勇；争财者，贼盗之勇；争暴者，小人之勇；争义者，才是君子之勇。君子之勇，尽管珍爱生命，但也会为正义献身。
作为领导者，给兵士一个正义的理由，一个对邪恶势力的战场，才会激发起他们的士气。其中最大也最常用的借口就是诛恶，而且是诛除首恶。“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荀子·仲尼》）集中火力对付那个最大的敌人或者危险分子，其他人自然闻风披靡，这样就节省了无数的力气和生命。
无独有偶，《庄子·徐无鬼》篇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黄帝带着六个随从外出，中途迷失了方向。他们向一个小孩子问路，小孩子回答得很清楚。黄帝很好奇，他随口请问治理天下的方略，小孩说：“治理天下，和放牧马群有什么不同呢？也不过是除去那些害群之马罢了。”黄帝再三拜谢叩头点地，称小孩为天师而返回。这就像是我们面对自己无数的不良嗜好，只要把那个最主要的嗜好戒除掉，其余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荀子说：，“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荀子·强国》）意思是说：威势有三种：有智慧和美德的威势，有严苛和明察的威势，有狂妄的威势。这三种威势，不可以不仔细审察。荀子认为征服别人的方法有三种：“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三者的结局却不相同：“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荀子·议兵》）兼，是一种有意识的征服行为。以德服人者，是民心所向，老百姓因为爱敬而归附他，而保护他，他只需要修养好自己就可以了。以力制人者，他人因为恐惧而屈服，制服的人越多，需要的防范精力就越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就越多，危险就越大。以财诱人者，人们因为对钱财的向往而到来，来的人越多，消耗的财富就越多，自己的积累就越少。
荀子的王道思想，其实并不是纯粹儒家的，有点“阳儒阴法”、“王霸杂用”的味道。童书业云：“荀子眼中的君主，实是未来的汉代的君主；而法家所拥护的君主，则是秦始皇式的君主”[2]。其实，荀子和韩非子都突破了传统道家、墨家、儒家的局限，着眼于即将出现的大国政治，只是在理论被接受上有明显的表里、后先之别。
3.进退之道：员工哲学
身体、单位、社会，当代人要面对的，其实就是这三个层级。
而古人的学问主要针对的三个层级是：身、家、天下。最内部的是身体，最外部的是天下，这两个学问做好了，治家的学问自然就够了。三者之间是贯通的，即便是处在两端的学问。黄帝内经讲的是身体，但也可以关联到治国；先秦诸子讲的是治国，但也可以转移到养生。我们会把总统成为元首，会把大臣称之为“股肱之臣”“心腹”，都说明了这种以身体来比拟天下的思维。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其实主要需要面对的，就是单位。单位的学问从哪里来？古人几乎没有。古人的眼光，只在天下。因为那是一个最大的权力、生命、财富、荣辱的角斗场，唯其大，激起的智慧才深。
天下者，有君道，这是创业者的学问；天下者，也有臣、法、兵、民之道。臣道，并不完全是帝王时代的糟粕，也包含着职员角色的准则。
荀子有《臣道》一篇，专门讲做职员的人际和事业智慧。其实，我们进入职场，创业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去从业，所以荀子的话听听还是有益的。作为领导应该正确区别下属。
首先，我们应该在单位里怎样自处呢？
荀子把王手下的臣子分为四类：通士、公士、直士、悫士。除此之外则都是没有言语诚信、没有行为原则、唯利是图、见风使舵的小人了。这个分类，我们也可以在现在的单位或者部门里观察。
通士：就是那些上能尊重领导，下能体贴群众，对人对事从容不迫、雍容处之的人。
公士：就是那些既不搞小帮派以蒙蔽上司，又不狐假虎威欺负同事或者下属，万一单位发生什么矛盾，他能够站在公道的立场上，不会因为私心私欲而有所偏护的人。
直士：就是那些不会利用自己的隐蔽特长来干私活儿，损害领导的利益的人；也是那种不会隐瞒工作中的不足去冒领奖金的人。这些人不懂得伪饰，直来直去。
悫士：就是那些谨言慎行，畏惧法律而又尽量随顺世俗，不愿出风头的人。
聪明的领导会让这四种人各自处于适当的职位角色中，以便工作正常运转。而聪明的求职者，在向这样的领导自述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可能被安排的职位而有目的的建构自己的形象，告诉对方我正是你需要的那一类“士”。
对于领导者的命令而言，听从且有利于领导者，这叫做“顺从”；听从而无利于领导者，这叫做“谄媚”；不听从却有利于领导者，这叫做“忠诚”；不听从且无益于领导，这叫做“篡乱”；至于出于私心而无所不为者，那就是盗贼了。
对于领导提出的错误主张，有四种处理方式都应该得到高素质领导的赏识。
把该说的话讲出来，能被采纳就留下，不被采纳就离开，比如伊尹和箕子，这叫做“谏”。
把该说的话讲出来，能采纳就罢了，不被采纳就以死相争，比如比干和伍子胥，这叫做“诤”。
联合有影响力的同事，率领群众全力矫正领导的错误，尽管让领导难堪，但也不得不听从，最终解除了部门的危机，壮大了实力，比如平原君赵胜，这叫做“辅”。
对抗领导的命令，窃取领导的权力，结束领导的恶行，使部门走上正轨，比如魏国的信陵君，这叫做“拂”。
其次，对于形形色色的领导该如何相处呢？
领导素质高，顺从听命而已。领导素质一般，有所谏诤但不谄媚；领导残暴，细节上稍稍裨补一些，但不要去矫拂他；无奈遭逢乱局，又无处跳槽，就尽量发掘领导的好处善行，隐讳不提他的恶行和失败，从领导者长处的累积和建构中慢慢移风易俗吧！
对于那些暴君，只能像驾驭烈马或者养育小孩子一样，找到他所恐惧的东西，引导他改过，；找到他所忧愁的，开导他自新；看他高兴的时候给他讲点道理；趁着他发火的时候离间身边的佞臣。
荀子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用自己的美德覆盖和教化领导，这就是大忠，比如周公之于成王。以美德影响和辅佐领导，这是次忠，比如管仲之于桓公；以正确的观点去纠正错误的言行，导致领导被激怒和对立，这是下忠，比如子胥之于夫差；而那些利禄谄谀的小人，则就是国贼了，比如商纣王身边的宠臣们。
第三，如何能长久地获取领导的信任？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梦幻般的开局容易营造，但持续性的地位却难以保障。荀子曾经专门传授过这种情形下的处理艺术，他称之为“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
领导尊敬重视你，你就恭敬而亲近；领导信任喜爱你，你就谨慎而谦逊；领导一心一意任用你，你就谨慎守职而详明法度；领导喜欢亲近你，你就依顺亲附而不越界；领导疏远你，你就全心全意专一于君主而不背叛；领导贬损罢免你，你就恐惧而不埋怨；地位高贵时，不奢侈过度；得到领导信任时，不忘记避嫌疑；担负重任时，不敢独断专行；财物利益来临时，而自己的善行还够不上得到它，就一定要尽到了推让的礼节后再接受；幸福之事来临时就安和地去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时就冷静地去处理它；富裕了就广泛施舍，贫穷了就节约费用；
能上、能下，可富、可贫，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被驱使去做奸邪的事；这些就是保持尊宠、守住地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也能按照这种方法来立身处世，那就可称为吉祥之人。
怎样避免因一度受宠信而带来的危险和祸患呢？根本性的原则是量力而行，若是自己的才能无法胜任，那就赶紧推举贤才来代替自己，这样，就能极大地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而那些愚蠢的人，却只知道大权独揽，嫉贤妒能，最终的下场一定是悲惨的。
学习的原因：性恶
荀子是最早的“学习型社会”的倡导者。先秦时代，诸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各个诸侯国王能够接受他们的学说，建立当世的功业而并非谋求后世的声名。可以说，他们的学问固然关乎个人的能力与修养，但更多的还是着眼乱世，胸怀天下，思索着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伟业。荀子却不然。作为学者，荀子把“学习”的地位放得很高，提倡“终身学习”、“素质教育”等颇有现代意义的学习理论。究其根源，则在于荀子对人性的看法。
就原初形态而言，人的本性如何？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都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最初思索的问题之一。对于每个人而言，“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永远有吸引力的话题。“荀子不但是集儒家之大成者，并且也可以说是集他以前学人思想之大成者，如果说儒家有道统的话，本来荀子也该被人认为儒家的正统，道统的继承人；恐怕是由于他的性恶篇以及对子思、孟子的批评太过火辣，而为后儒所摒弃，尤其为宋儒所否定。”[3]人性的善恶问题，我国主要有四种说法，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人性善恶混，董仲舒说人性有上中下三品。西方有种说法是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就是一张白纸。
论及人性，我们不得不首先提到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中心任务是要证明：在面对充满疑惑的世界时，优良社会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好人’的内在道德意向”。[4]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恻隐之心，这就是仁的发端；都有羞恶之心，这就是义的发端；都有辞让之心，这就是礼的发端；都有是非之心，这就是智的发端。这就是著名的“四端”之说，是性善论的核心。
荀子对此却有着与孟子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提出了“性恶论”。在荀子看来，本性发乎情欲。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非相》）饥渴则思饮食，寒冷而思温暖，劳累而思休憩，追逐利益而厌恶损害，这就是人性。
人的本性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安全、安逸和享乐的，而且还永不知足。荀子说：“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人的本性生来就是喜欢甜的、香的、悠扬的、美丽的，美色越多越好、身体越安逸越好、财富越丰厚越好。
那么，顺着人的本性出发，自然会产生争夺了。“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意思是说：人性本身就是利己的，顺着这样的本性，争夺一定会取代辞让。人性本身就是自利的，顺着这样的本性，残害就会取代忠信；人性本身就是注重耳目声色之欲，顺着这样的本性，淫乱就会淹没礼义。顺着人的性情自由发展，天下一定会大乱。
荀子所讲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动物性。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一文中也持这个观点：“一定要把人性说成恶的，颇有点类似近代某一部分生物学家的见解，主要是把人作为纯粹的动物在看。”[5]严格说来，这是“前道德”的生物属性，不在社会人文的评价层面之内。但人之所以为人，正是由于对这种前道德的动物本性的疏导和克制。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正是荀子学说阐发的要点。“当他说起人类向恶的秉性时，指的似乎是某种更具有活力的东西”。[6]对于人的本性，荀子用“无待而然”来表示。也就是说天生的、自然而然、生来就是如此的。好人、坏人，圣人、昏君，生来都是一样的，只能见到眼前的好处而已。决定人变化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巨大变故经历，二是师法，三是风俗。圣人起于变故，平民受益于师法，而小人则沉沦于乱世陋俗。
要说明的是，这个“性恶”的“恶”，不是“丑恶”，而只由于生命欲求所激发的自私行为。孟子谈“性善”，这是在人的文化属性层面来谈的，而荀子则深入到人作为生物体的本质上来谈，自然又深了一层。荀子认为，人性的恶，是不能否定和根除的，只能疏导和装饰。禁欲是必然失败的，但必须对欲望进行教化和引领。
由此看出，人的本性是恶的，善不过是一种表演。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自私本性是真实的，但人的善良表演也是必须的，而且也只能如此。
荀子所担心的，恰恰是出于邪恶的本性却不懂得或者放弃修饰，那样，可就真的把人群变成狼群了。顺着这样的本性发展，人们必定会去争夺，会去残害，会去纵欲。而社会人伦积累起来的辞让、忠信、礼义就都丧失了。从三代（夏、商、西周）到战国，正是走的这个路径。
荀子认为，必须从人的改造入手，从每个个体的改造入手，才能拯救这个社会，使人们在善的规则内相处。也仅仅是相处而已。
“荀卿论学，亦本于礼，重外形之学习，而不务内心之存养，与孔孟小异，盖性善则性为主因，而学养为增上之因；性恶则师法礼义为主因，性从而化之，其归同而途殊焉”。[7]以礼的学习来化导人性之恶，就是荀子的理念。
人的改造有两端，有师有法。师者，正面教育之；法者，负面约束之，然主导者还是教育。人性之恶得自天性，不可更易，可以学而得到的是后天的礼义，后天的礼义是人为的，也是必须的。
都想如花果山上的美猴王一样自在，但自在不成人啊！所谓的人性，其实就是人的社会性。美食在前，看到有长辈，就不敢先吃；疲惫不堪，想到自己不做就得劳累他人，就不敢停手，这都是后天学来的善。
一个人的动物性，经过不断的文饰，如果能够彻底地取代动物性，那就是圣人了。怎样检验，看他关键时刻的表现，像范跑跑那样丢下孩子们独自逃生，这样的人就是后天的修为不到位。
人生不断地求知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少犯错误，少犯那些一生再也没有机会更改、活着再也没有意义的错误。
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学至乎没而后止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文化属性的不断附加，否则，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一种终生学习的观念，我们现在也有这种观念，但一般都把它当成谋生工具来对待，而在荀子看来，学习始终是一种“素质教育”。
学习的力量
1.化性起伪
荀子说，学习的目的，就是“化性起伪”，就是动物性向人性的转移。
那么，可善可恶的“性”，为什么要进行人为的向善的修饰呢？
这是因为人的社会属性。恶，是为了获取个体生存的资源；善，是为了平衡社会贡献与财富。人类要和谐地生存下去，就必须不断发展自身的文化。
所以，荀子的学习型人生，实际上是一种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人生，是相信自己能够从改造和提升自我出发，进而改造人文环境，实现社会进步的人生。
那么，什么才是人们有价值的学习对象呢？荀子在《劝学》篇中做了系统的回答。荀子认为“五经”就是人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他说：“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所以《尚书》是记载政事的；《诗经》是汇集和谐音乐的；《礼经》是记载法律的规范和纲领的。所以学到《礼经》就达到目的，这就是道德的顶峰。
学习经典不能一蹴而就，也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习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人们从《诗经》开始读书，读到《礼经》就差不多了。《礼经》的笃守规范，《乐经》的和谐动听，《诗经》、《尚书》的博大丰富，《春秋》的寓意隐微，天地间的一切道理都具备其中了。
诚心积累，功夫持久就能深入，学习应该到生命的终点为止。所以从学习的步骤说有结束的时候，而从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讲，则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样做了，才称其为文化意义上的人。
学习礼法的前提恰恰是人性恶。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荀子·性恶》）
不信你去观察一下，在家是个孝子贤孙的，娶了媳妇忘了娘；好一点的，生子之后对父母的孝心也减淡了。平日里呼朋唤友，指天誓日，一旦临到利害，首先考虑的是保护自己，甚至去猜疑朋友。孜孜以求官职爵禄，可是一旦获得，对上司就不那么忠诚了。荀子叹曰：“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同上引）
唐代柳宗元的遭遇就很有典型性。永贞革新失败之前，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赞美和巴结；但顺宗退位后，主持革新的王叔文等人死的死、贬的贬，流落永州的他再也没有受到当权者的眷顾，反而不断有人落井下石。记录这些细节的韩愈也感慨道：“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不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大家平时呼朋唤友，吃喝玩笑，好似情深如海。可是当利害关头的时候，哪怕只是头发丝一样微笑的利益，也能让人反目成仇，甚至落井下石。世俗之人，听到柳宗元的事迹，应该有所反省了吧！
危难见真心，但真心是经不起考察和考验的，以荀子的理论来看，危难之际见到的，常常是自私、暴力的动物本性。人情甚不美，那就不如不问，不如不看。干脆逍遥于太平之际的宴乐，在危难之际，做好自强的准备和力所能及的防范吧！
荀子的理想，正是把人变成后天的绅士。人的恶性虽不可根本更易，但多学习仪礼，多参与时务，总会有所提升。
心口不一，自取其辱，这是小人未通大道之智。言简意赅，中规中矩，这就是绅士之智，至于著书立说，垂范后世，则是进一步追求得到的境界了。
遇到人侮辱自己，挺身而斗，这被看作勇，其实只是匹夫之勇而已。人真正要面对的，就是动物性中的攻击性和自私性，也就是荀子所讲的恶性。
不敢挑战这种恶性的人，外强中干，受人算计。真正战胜这种恶性的人，就是圣人了。一般人做不到，就得用一生不断的学习来与这种恶性斗争、抗衡、周旋，也就是人伦中的君子了。
一个题外话是：学习的目的如此高尚，但我们是否可以给予目的而激起旺盛的理性的学习兴趣呢？对此，史华兹认为荀子其实给出了方向：“学习的决心并非是出自于任何内在的秉性，而只能来自学习的能力自身。”[8]因此，学习能力的提升和鼓励，在教育上显得比道德说教更有效果。
2.穿透蒙蔽
人的毛病，通常在于被偏见所蒙蔽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纠正了偏见，就能恢复正道；而莫衷一是，把片面看问题和全面看问题混淆起来，就迷惑了。
年轻人往往难于沟通而易于理解，而老年人则易于沟通而难于理解。因为在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中，会不断地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会长成自己的思维树，慢慢地封闭起来。尽管很多人对别人的意见采取一种谦虚的态度，但本质上还是听不进去的。孔子去求见老子，老子给他指了三条要害的误区。孔子恭恭敬敬地听了，还真信地赞美老子，但实践上依然故我。连他老人家都这样，别人又何必苛责呢？
所以，要趁着年轻，多找自己的思想误区。
哪些是蔽呢？人情有好恶，偏于欲求的一面是蔽，偏于厌恶的一面也是蔽；事情有始终，偏于开始的一面是蔽，偏于结尾的一面也是蔽；地域有远近，偏于远的一面是蔽，偏于近的一面也是蔽；知识有深浅，偏于深的一面是蔽，偏于浅的一面也是蔽；时代有古今，偏于古的一面是蔽，偏于今的一面也是蔽。万事万物都有差异，就没有不相互蒙蔽的，不注意这些，正是人们思想上的通病。
荀子讲过两个相关的故事。
石洞里住着一个人，名叫觙。他这个人，善于猜谜语，而且喜欢思考。可是一听见好的声音，一看见美的颜色，就扰乱了他的思考；听见蚊蝇的声音，就妨碍他聚精会神。所以摒除耳目的欲望，远离蚊蝇的声音，独居静思就通达明白了。如果思考“仁”时也像这样，能说达到精微了吗？孟子怕败坏道德而赶走妻子，可以说是能自我勉励了，但不能说思考得很充分了。有若看书时怕睡着就用火烧自己的手掌，可以说是能自我克制了，但不能说已经达到喜好思考的程度。避开耳目的欲望，可以说是够小心谨慎的了，但不能说认识道已达到精微的地步了。能够达到精微的程度，就是最完美的人，既然是最完美的人，何必还要自我勉励、自我克制和小心谨慎呢！那些没完全掌握道的人，只是表现在外表，真正掌握了道的人才是内心有所反应，圣人随心所欲，任性而动，然而治理一切事情都很合理。这样，哪里还用得着自我勉励、自我克制和小心谨慎呢？所以仁者按照道办事，不是故意去做的；圣人按照道办事，不是勉强去做的。仁者思考时小心谨慎，圣人思考时轻松愉快。这就是治心的方法。
夏首的南面有一个人，名叫涓蜀梁，这个人愚蠢而胆小。在月光明亮的晚上走路，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以为是趴在地上的鬼；仰头看见自己的头发，以为是站着的妖怪，吓得转身就跑。等他到了家里，竟断气而死。这难道不可悲吗？凡是人认为有鬼，必定是他在精神恍惚、神智不清时做出的判断。这正是人把无当作有，把有当作无的时候，而自己却在此时判断事情，就像得了风湿病。得了病而去打鼓驱鬼、杀猪祭神，结果必然是打破了鼓又丧失了猪，是不会有治好病的福气的。所以，这样的人即使不住在夏首的南面，也和涓蜀梁没什么不同。
在“解蔽”这个问题上，孔子也曾经笃定地跟他的弟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意思就是：单纯地追求美德而不学习，恶果是自身的愚蠢；单纯地追求聪慧而不学习，恶果是行为的放荡；单纯追求诚信而不学习，恶果是对自己的伤害；单纯地追求耿直而不学习，恶果是对他人的伤害；单纯地追求勇敢而不学习，恶果是犯上作乱；单纯追求刚强而不学习，恶果是狂妄。凡事要向好的方向努力，但不能过于极端，要平衡地前进，这是君子人格形成的基本立场。很多人恰恰是失去了这个平衡，进而失去了绅士的风度。
3.修身寡过
学习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增强自我修养。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是一种终生学习的观念。在荀子看来，人性本身是恶的，那就要用终生的学习来克制这种恶。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加智慧，少犯过错而已。
眉山“三苏”中的小苏苏辙在人生实践中也正是荀子所塑造的君子典范。小苏好学，这在他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就有展现，他说：“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他求学“养气”的历程。
他性格沉默，在受到新党的打击以及苏轼的牵连时流离漂泊，但中年以后刚被当政的朝廷旧党启用，就突显了强悍的政治手腕。太后去世，旧党失势，苏辙敏感地看出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决然舍去朝中重要的官职，请求外放，最终避免了更大的政治风险。晚年他在儿子们给他盖了房子后，作《遗老斋记》云：“你们记好了，我们一生求学，无非是为了少犯过错而已！”
学习的目的，还在于戒除骄傲自满的情绪。我们常常会觉得学者们太谦卑了，总是谨小慎微，那是因为他们看了太多高深著作的原因，当然也是因为他们见了太少无知市井的原因。荀子《劝学》说：“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越是无知者，才越会无畏。
面对无知无畏又不懂反省的人，圣人也没有办法改变他。有天早上，子贡正在庭院里打扫，有客忽然到来，问道：“你家先生呢？”子贡说：“有什么事先跟我说吧，何劳先生亲自出来？”来人说：“我要请教时令。”子贡说：“这我就知道啊！”来人说：“一年有几季？”子贡笑了，答道：“当然是四季。”来人说：“不对，是三季！”于是二人争论不止，过了晌午还没有停止。孔子子闻声而出，子贡忙向孔子求救，孔子察言观色后说：“是三季！”来人高兴了，笑着辞别了孔子。子贡急了，说：“不对啊，先生，不是您告诉我关于四季的常识吗？”孔子说：“我们的时令和他的不一样，你没看到吗，来人穿着碧绿的衣服，面色惨白，不过是像田间的一个蚂蚱而已。蚂蚱生于春而亡于秋，何曾见过冬啊？你再和他讨论下去，三天也不会有头儿的。”子贡不禁深深感慨。
那些固执于己见的人，不正是这种“三季人”吗？
荀子的性格，不及老子能够摒除一切杂虑而深思贯通，所以自然会觉得学习更为重要。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有些事情暂时想不清楚，就不如学习前哲。
但学习也要讲方法，善于利用外部环境。如同登高望远一定要有平台，横渡江河一定要有舟楫一样。
荀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叫蒙鸠。蒙鸠用发丝把羽毛编织起来做成它的巢，又把它的巢系结在芦苇杆顶尖上。风和日丽的天气，蒙鸠的巢安全、舒适。可是，风雨交加的天气一来，芦苇杆被大风吹断，蒙鸠的巢就被掀翻在地，雏鸟被摔死，蛋也被打破。蒙鸠之所以遭遇到这样的不幸，并不是它筑的巢不坚固，而是它的巢系结在既不牢靠又经不起大风吹刮的芦苇上。”
要求学上进，选择好的环境的伙伴，也是非常重要的。“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这样可以防止自己受到恶习的沾染，接近正道。
君子要把心志集中在一点上，专心致志才能成就功业。《诗经》上说：“布谷鸟住在桑树上，一心哺养七只小鸟。美好的君子啊，仪表举止总是很专一。举止仪表专一啊，意志才能坚定不移。”水滴石穿，锲而不舍，才能获得成功。
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怕暂时没有成果。古时候，瓠巴弹瑟，游鱼都浮到水面来听；伯牙弹琴，驾车的马都仰头停食来听。所以声音无论多么微小，也没有不被听见的；行为无论多么隐蔽，也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宝玉藏在山上，草木就滋润；珍珠生在深渊里，崖岸就不会枯干。一个人如果声名不显，大概是没有不断地积累善行吧，如果积累了哪有不被人知道的呢？
君子对于学习，要听到耳里、记在心里、表现在姿态上、反映在行动上。即使是细微的一言一行，也都可以作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小人对于学习，听进耳朵里、说在嘴巴上。口耳之间不过四寸罢了，怎能美化这七尺之躯呢？古代学者为自己而学，现在学者为给别人看而学。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讨好别人。所以别人没有发问就去告诉他，这叫做急躁；别人问一个问题却告诉他两个问题这叫做啰嗦。急躁不对，啰嗦也不对，君子对答问题就像声音和回响相应一样。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修身寡过的目的。
4.积学成圣
荀子认为单靠人孤立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遵循正确的途径与方法，即外在的教育和内在的积累，只有内外相结合，才能免于学为学识粗浅而又自欺欺人的人。
（1）假
荀子《劝学》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假，就是凭借的意思；物，当然有多种含义，包括书籍，但最主要指老师。学习要善于借助良师益友的帮助。老师的帮助可以让学生“长迁而不反其初”，从内心深处不断坚定君子品格。若是没有师法，就危险了。“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荀子·儒效》）没有老师和法制，越是有本事，干的坏事就越多越大；有了老师和法制，任的能力才能有正确的发挥的领域，越是有才华，取得的成就就越高。荀子总结上面两层意思说：“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无法者，人之大殃也。”
“荀子讲政之道或治国之道在礼，然而这个礼，已经不同于孔孟所说的礼了，他将礼的范围扩大了很多。礼，已不仅外面的仪式，也不仅是一种与其他人内在德行和合的道德；这个礼，在荀子来说，几乎可以包括了人生的一切。”[9]隆礼重师，正是荀子首先要在社会上树立的文化意识。礼有多种含义，但在荀子这里，主要指人生之道，这种人生之道首先要经过老师的引领。
“文化革命”中断了一个时代对人的文化培养，把他们直接投到斗争的实践中去，结果怎么样呢？这一代人整个搅乱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局面。而现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又开始鼓吹“文化无用论”，鼓吹“教育无用论”，直接放孩子去赚钱，这样的论调是非常有害的。
近年来，学校教育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有些家长便采取极端的手法，把孩子带回家来自行教育。这种家庭教育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加极端的精英教育，尽管它可以避免在校教育的虚耗和虚伪，使孩子成长得更加直接和现实。但是这种教育往往只能使孩子获得成功，而未必能使他获得幸福。
不管你自己设计的教学计划多么完美，但是学校教育是一个多元的整体。在老师们的引领下，每一天的学校生活都会使一个人受到多方面的碰撞，在这些碰撞之中，学生们的各种情绪和心理也在不断丰富，同龄人基本能获得一种同步的成长，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中的一员。
这些都是家庭教育很难仿真的。在家庭教育中，切近的主导者自然是双亲。但是每个人必然都是很不完善的。所以以这种单极的引导取代多元的渠道，自然很难培养起完善的心理和品质。家庭教育必须为学校教育进行辅助和纠偏，但不应取代。
事实上，没有比接近好的老师更合适的学习方法了。学习的途径没有比心悦诚服于良师收效更快的了。仿效良师而学习君子的学说，就可以达到品格尊贵、知识全面而且通达事理的境地了。
学校和教师的责任也不可忽视。现在的大学人文通识教育，要么是与中学教育区别不大的常识教育，要么就是与国学研究割裂不大的学术昏说，其实，传统思想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认识价值和创新生发这一环节始终做得不好，以至于学生只是来课堂听个热闹，听听逸闻趣事。
作为老师怎么提升自己呢？首先要懂得学习，但学得不全面不精粹就不能算作完美，所以应该反复诵读使之前后联系，用心思考使之融会贯通，效法先哲以达到身体力行，除掉有害的东西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使眼睛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想看，使耳朵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想听，使嘴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想说，使心里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想考虑。等到对学问爱好到了顶点时，就像眼睛爱看五色，耳朵爱听五音，口爱吃五味，心追求占有天下一样自然。这样，权势利禄不能动摇他，人多势众不能改变他，天下一切不能打动他。活着如此，到死时也是如此，这就叫做有德行操守。有德操然后才能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然后才能应付自如，这就叫做完美之人。天显示它的光明，地显示它的广阔，君子的可贵在于他学识的精粹和完备。
（2）积
学问正是要日积月累才会进步。荀子说：“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
孔子读《易》，穿竹简的牛皮绳子都翻断了多次。被看作天才的苏东坡也离不开日积月累的苦功夫。
苏东坡刚被贬到黄州时，与朱载上成了莫逆知己，朱载上从此常常登门拜访。有一日他拿了名帖来求见，管客门房已经通报了，但是东坡过了好一会儿还不出来接见。朱载上心里有点犹豫：留也不是，因为枯等了那么久，实在有点疲乏；想要离开，却又已经通报了姓名。于是就这样坐了好一段时间。
终于，东坡出来了，说：“我刚刚在赶今天的功课，错过了时间，不知道先生到来，实在太失礼了。万望见谅！”
等东坡说完了话，大家坐定之后，朱载上就问东坡道：“刚刚先生所讲的功课是什么？”东坡回答说：“抄《汉书》。”朱载上就说：“先生的天资那么聪敏，书看过一遍，一辈子都忘不了，哪里用得着抄呢？”东坡说：“话不是这样说。我从开始读《汉书》到现在，一共抄了三遍了。开始的时候，每段史事，我用三个字当题目，后来用两个字，到现在则用一个字。”
朱司农心里十分佩服，也十分感动，站起来再向东坡请教，说：“不晓得先生愿不愿意教我抄书呢？”东坡就命令在堂下服侍的老兵，在书架上拿了一册笔记过来。朱载上看了之后，完全不知道写些什么。东坡说：“老朋友，你不妨试着提一个字。”朱载上就按照他的话，随便说一个字。话还未停，东坡马上就背诵好几百字，而且完全没有错漏一字。朱载上一共找了好几个字，结果都是这样。司农赞叹了好一会儿，十分佩服。
西方哲学家狄慈根在《辩证法的逻辑》中也说：“我阅读关于我所不懂的题目之书籍时，所用的方法，是先求得该题目的肤表的见解，先浏览许多页和好多章，然后才从头重新读起，以求获得精密的智识。我读该书的终末，就懂得它的起因。这是我所能介绍给你惟一正解的方法。”这和苏轼、元好问等人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3）绵
荀子有一段话，把“积”的概念做了延展。“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悬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悬日也浅，其为积也小。”（《荀子·强国》）意思是说：要日复一日地慢慢积累学识，要注意小事上的不断考究，然后大事到来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积累越多，成就越大。
荀子这里提出了“积微”的理念，也就是说，一切要从细节做起，从小事做起。
这里已经包含了另外一个概念，那就是“绵”，也就是一种绵绵不断的耐力。我们当代的文化十分注重“爆发力”，但却忘记了荀子提醒我们的“绵力”。
荀子所教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进取的绵力。荀子《劝学》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连腐朽的木头都不会折断，而“锲而不舍”，即使是坚硬的金属和石头也能雕刻出花纹。
我们能与西方当代文化相对话的，不是当前文化，而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每一个要素都固定在传统社会的结构之中，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背景而言，绵力是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基于我们的饮食结构和体质结构形成的一种本质力量，它超越了不同思想派别的界限。儒家的德化天下，道家的无为而治，佛家的苦修证果，都有绵力的体现。它渗透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并穿越至现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尊重耐力训练的同时，接受爆发力的考验，并尽可能地寻找和开拓耐力的生存空间，发挥民族之长。
荀子是可敬的老师，这个老师不适合启蒙教育，启蒙教育是需要哄的；但荀子适合于成人教育，在告知你的本性自私邪恶的基础上，要你求学免过。这样的老师，面冷心热。
荀子是具有专业精神的一个人，荀子的风格所代表的，正是后来我们的科举体制和学术体制。自荀子以后，中国已不再有开创性的思想，而只是板凳的功夫。板凳的功夫是可敬的，但凭板凳功夫选拔起来的官吏和学者越来越沉默和谨慎。绵力再长，也有自身的一个寿命。中国文化长寿的秘诀在于绵力，但遇上强盗的时候，也只能无语。
荀子的内心是冷的，但一生不断吸纳着善的温度；荀子号召人们求善，其实也是不断给文化加温，以求光明的期望。他推崇礼，实际上是想要通过这些仪式，增加人际之间必然会表演热情的机会，让人群生有更多善的摩擦和激发。
